我国第一部词典（国网人董部主任张磊）

①曾庆敏近照。程丁摄②杭州统稿会议上部分专家的合影。自左至右:曾庆敏、曾昭琼、陈盛清、王珉灿。③1978年泰安编辑会议法学所参加者合影。④《法学词典》编辑人员合影。⑤词典编委会名单。⑥《法学词典》杭州统稿会议间隙部分专家聊天。其他照片均由曾庆敏提供

1980年《法学词典》首次出版，1984年、1989年两次修订。

词典词目按照首字笔画数编排，笔画数相同者，按照起笔为序。比如一画的词条共有12个，包括一院制、一般工龄、一部上诉、一夫一妻制等。

首次出版的词典共收录词目3238条，到第三次修订时已扩充到4562条，包括法的基础理论、法律思想史、法律制度史、宪法、行政法、刑法、民法、经济法等门类中的术语、法规、学说、学派、人物、著作等。这些内容都在词典目录的前页予以说明。

■曾庆敏简介

曾庆敏，广东人，1949年12月进入华北大学俄文专修班学习，1950年10月转入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，1952年进入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，1957年毕业回国即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筹备工作。历任助理研究员、副研究员、研究员。1993年退休。

一直从事刑事法学研究，20世纪90年代初，同时进行老年法学研究。近两年出版的著作有:《刑事法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》(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7年)，《老年人权益保障与社会发展》(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8年)。

2007年4月，曾庆敏与傅宽芝夫妇被中国社科院评为“学习型家庭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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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专著不如编词典

词典编写小组核心成员曾庆敏，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元老。刚刚庆祝过50岁生日的法学所，于1958年成立，在此之前一年，留苏学者曾庆敏回国参与了研究所的筹备工作。法学所成立后，曾庆敏被分配在三组刑法组，参与了刑法与刑诉法草案的起草。

文革之后，百废待兴。“安徽省高级法院的办公室主任，专程来北京找我要些法学资料。可是不要说书籍资料，就连那些起草中的草案稿都没了踪影。我真是没有什么可以给他。左思右想，想起我参加过《辞海》法学分册的编写，其中包含了部分法学知识，于是向上海辞书出版社要来二十几本送给他们。”曾庆敏回忆说，“他们如获至宝”。

作为国家级科研机构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，却无法为司法人员提供资料，曾庆敏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当时负责法学所研究工作的王珉灿。

“他很敏锐，分析说，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，一是编写教科书或专著，二是编写词典。”曾庆敏回忆说，“他认为，与其分散编写各个学科的教科书或专著，耗费时间，不如先写一部专科词典，将各学科的概念串联起来，这对提高司法工作者的法律素养来说，是一种短平快的好做法。”

怎么想起来搞词典呢?曾庆敏透露，在当时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正着手编写《政治经济学词典》，王珉灿了解这一情况，认为可以借鉴，便直接向时任院长的胡乔木提出建议，得到了胡的支持。

接下来，王珉灿找曾庆敏谈话。“当时我40多岁，算是年轻人，但我也犹豫。”曾庆敏说。的确，30年前的中国，基本法律尚未出台，法学研究停滞，“左”的思想还具有相当的市场，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书，难度很大，且有一定的风险。

王珉灿决心已定，找曾庆敏谈了两次，“他说这是法学所义不容辞的责任，在此情此景之下，我也觉得我们的确应该做些事情。”曾庆敏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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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拘一格请人才

“编写一部综合性的法学专科词典，王珉灿还有另一层考虑。”曾庆敏分析，“他是想通过编写工作，把全国有造诣的专家组织起来，团结起来，为进一步开展法学研究工作铺平道路。”

不过，在当时，编写这部词典并不是一件人人称赞的大好事，因为存在一定的风险，有些专家不愿意参与。“当时，我们的看法是必须打破旧的框框，一是打破以往的惯性做法，比如由某教研室负责人承担一项内容的编写，这位负责人再将任务分解给所在教研室各位成员，大家一起写;二是打破只要当权，不论是否参加具体工作，就有资格当主编的做法”。结果，整个社科院法学所只有四个人参加，除曾庆敏之外，其他三人都是国际法领域的。